好久没写博客了，此篇为整个Time系列开篇，一段关于夏令时的历史。
开篇提出一个问题，若我们每年假设把5月1号那天的时间缩短一个小时，10月1号那天的时间增加一个小时，5月到10月的日子里人们的作息会有什么变化？
中国曾经实行过夏令时，后来又被取消了，因此关于夏时令方面的知识很多人也不知道，时至今日，夏令时的存在是否有必要仍有很大的争论，或许上百年后会取消掉，亦或者全部统一使用夏令时，我们所经历的，正是历史。
以下内容，摘自于百度以及知乎
夏令时的定义
夏时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Daylight Saving Time），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各个采纳夏时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夏令时的历史
大名鼎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了这个说法，他在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由于习惯于当时美国农村贵族的早睡早起生活，早上散步时看到法国人10点才起床，夜生活过到深夜。于是他在1784年的一期《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浪费了大好的阳光，建议法国人早睡早起，说每年可以节约6千4百万磅蜡烛。但他当时并没有建议实行夏时制，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统一的时区划分。不过夏时制在英语里就是“节约阳光时间”的意思。
直到1907年，一位英国建筑师威廉·维莱特（William Willett）才正式向英国议会提出夏时制的设想，主要是为了节省能源和提供更多的时间用来训练士兵，但议会经过辩论没有采纳。
1916年，德国首先实行夏时制，英国因为怕德国会从中得到更大的效益，因此紧跟着也采取了夏时制，夏时制节约了约15%的煤气和电力，但为了弥补损失，电力和煤气公司也将价格提高了15%。法国不久也效仿实行。1917年，俄罗斯第一次实行了夏令时，但直到1981年才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制度。1918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也实行了夏时制，但战后立即取消了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又实行了夏时制，1945年战争结束后取消。1966年，美国重新实行夏时制。欧洲大部分国家从1976年，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首次石油危机3年后（1973年）开始实行夏时制。
根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建议，从1996年起夏令时的有效期推迟到10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中国现代的夏令时历史
1986年5月4日这一天是星期天。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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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提夏时制
1983年春节前，成立于1979年、北京市科协所属的北京能源学会，召开了以“能源与环境”为主题的年会。作为全国首个能源方面的学会，北京能源学会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专家200余人，理事长是能源界最有影响的赵宗燠院士。学会常务理事谢行健找到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徐寿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国实施“经济时”(即夏时制)的建议。
从改革开放之初，谢行健就注意到了节能的问题。当时，北京乃至全国都经常停电，每周“停三保四”，对经济和民生影响极大。他查阅资料，发现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了夏时制，甚至中国在解放前也短暂实行过三年，节电效果非常明显。
他调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时间，认为将时钟拨快一个小时完全可行。他做了一个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实施夏时制6个月，可节约21.3亿度电，按照当年照明电价每度0.14元来计算的话，可节约人民币3亿元左右。这些节约的电量如果全部用于工业生产，每度电平均工业产值按2.54元来计算，工业产值将提高50亿元以上。最后能源学会达成共识，应该撰写一份调查报告，寄给中央。
7月15日，由谢行健起草的《关于建议在我国使用“经济时”的报告》，以北京能源学会的名义，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经委、计委、科委等相关机构和北京市政府。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看到了这份报告。这位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老红军，看到与自己的工作相关的课题，十分感兴趣。他来到清华大学，四处打听，找到了谢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来。谢行健很感动，详细向马宾介绍了情况。马宾听完后表示，此事意义非常重大。
这次会见后，马宾致信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建议实行夏令时。国务院总理作了第三次批示：“这项建议值得重视，为什么多次议过而不能实行?只迁就习惯恐怕站不住脚。如有充分理由，也应向建议者说明。”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是否应实行夏时制的问题。会上大家纷纷发言，都表示赞成。最后，胡耀邦提议，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实施。夏令时的实施
1986年5月4日凌晨两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三点。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三点整。” 这是中国实施夏时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都把钟表向前拨了一个小时。“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这样的用语在媒体上随处可见。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两点，时针回拨一小时，夏时制结束。
各地实施夏时制的情况被反馈回来。好消息是，全国的运输系统没有因为夏时制的推行而发生重大事故。坏消息是，水电部的数据显示，当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宁、柳州和西北的乌鲁木齐等城市，基本没有达到节电效果。这是因为，西部本来就跟北京时差较大，夏时制实行后，还要提前一小时起床，早上需要开灯。
其他问题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职工反映，夏季天热睡得晚，早晨上班还要提前一个小时，影响休息。有的地方对夏时制的认识不清，钟表往前拨了，上班时间却推迟了一个小时，等于没有实施夏时制。还有的地方，各单位自行其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作息不同，互相干扰。 谢行健、窦莘元等专家再次被召进中南海，跟各部门一起研究对策。
窦莘元提出，西部地区可根据当地日出时间，调整上班时间，以收到最好的节电效果。至于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厂内部做调整，将各班上班时间延后即可解决。 相比这些问题，当年节约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86年实行夏时制的133天，节约照明高峰用电6.27亿度。这一成果，虽低于最初的预期，但也很可观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间。
1989年2月，在夏时制实施三年后，徐寿波执笔写出了《我国实行夏时制问题的研究》的结题报告。报告称，实施夏时制以来，至1989年，中国已经节约用电共计30亿度。到2000年，预计经济效益将累计达到534至713亿元。鉴于中国的夏时制效益尚有潜力可挖，报告建议，将实行夏时制的时间延长至6个月，从每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到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
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他们曾邀请时任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牵头为此项研究成果做鉴定。李智盛认为，这个报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表示将在报告鉴定会上提出建议，授予这项研究国家科技进步奖。 但鉴定会因当年的八九风波而中止，国家科技进步奖自然也无缘了。虽然早已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学的“镇校之宝”之一，但82岁的徐寿波至今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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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时制的叫停
夏时制实施的几年过程中，反对的声音不断。
广东省代表每年上全国两会时，都会提出取消夏时制的提案和议案。“广东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经很发达了。如果提前一个小时睡觉，他们的作息不适应，也影响当地的经济。”徐寿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两会代表的意见，相关部门必须给予答复，但夏时制的实施没有专门的国家部委牵头，此类意见只能交由国务院办公厅处理，而国务院办公厅只能年年请窦莘元、谢行健等人加以答复。 “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专门处理夏时制的问题，难免有疏于应对的时候。”徐寿波说。他认为，夏时制最后的停止，跟此事没有专门部门负责不无关系。 而在学界内部，夏时制也引来了很多反对的声音。
1990年，中国地理学会年会在上海举行。来自江西抚州师范学院的地理教师甘本根提出，夏时制是一种更适合中高纬度地区、低纬度地区效果并不明显的时间制度。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大多集中在低纬度的南方;中高纬度地区面积虽大，但多为草原、荒漠和农田，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么夏时制，就算农民愿意实行夏时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钟。这一意见在地理学会上引起了共鸣。
在大家的鼓动下，甘本根于1991年9月将发表后的发言稿以挂号信寄往国务院办公厅，未收到回复。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通知：我国自1986年起实行夏时制以来，在一些地区收到了节约照明用电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南北温差大，东西时差大，全国又统一执行北京时间，因此，实行夏时制在西北、西南及长江流域以南地区收不到节电效果。而且，实行夏时制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铁路运输等行业的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决定，从1992起暂停实行夏时制。各地区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合理调整作息时间，以达到充分利用日光、节约照明用电的目的。
消息出现得很突然，能源学会在3月才得到风声。徐寿波特地起草了一个报告上呈国务院，希望夏时制能继续实行，但没有收到效果。 夏时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镕基就任新一届国务院总理。徐寿波之前在工作中与朱镕基比较熟识，他给朱写了一封信，希望国家能考虑再次实施夏时制，但没有收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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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否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能源供应日益紧张。2005年夏，北京发布“重度紧缺”的电力供需橙色指数，多个大城市用电紧张。7月，国务院就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布通知，强调节约能源。
2006年，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刘学义和时任中国能源研究会秘书长鲍云樵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重提夏时制的机会。他们和另外几位专家一起，在中国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建议”上发表了《建议我国尽快恢复实施夏时制》的文章。
刘学义还找到谢行健，希望他作为前辈给一些建议。谢行健非常支持，还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动此事。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国要求国家发改委研究此事，发改委综合办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要求他带团队落实此事。
姜克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们咨询了多位老科学家，并走访了全国各地。和多年前一样，西部的反对意见仍然很大，反对的理由也相同。 更重要的是，实施夏时制，除了要承担调整所带来的额外工作量和直接成本(如印刷包括列车时刻表在内的各种告示)，对民航、铁路、信息服务、商业以及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都会造成较大影响。而据他的团队测算，随着高效节能照明和广告照明设备的全面普及，一年能省下来的电力大约只是一个火电厂的发电量，这样的节能量可以通过较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
调查结果上报发改委，恢复夏时制的动议被正式否决，并决定不再讨论此事。
鲍云樵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他自己的看法现在已有所改变。一刀切的夏时制可能并不再适合中国，错时上下班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谢行健和徐寿波却坚信，实行夏时制对国家节能依然有巨大的好处。
实施夏时制的那6年，谢行健多次参加中央会议，最大的感受是，其实节能效果不错，各部门反响也不错。在如今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重新探讨这个问题是有必要的。毕竟，实行夏时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如果哪一天，国家找到我，说希望能再研究夏时制，所有的资料，我都有。”谢行健毫不费力地从清华家中找出了三个装得满满当当的档案袋，他希望有一日，这些东西还能再用上。
下一章将来带：时间知识介绍-各种时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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